从浦东国际机场回到嘉定的这条路，我走过很多遍了，每次都不舍阖眼，注视着绕城高速的周边的高楼、厂房和空地。城市景观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，但归家的我总是怀抱着不同的回忆。在路灯的光轨与发动机的白噪音中，我可以浸入思考。
去年的军晚，虽然我志愿成为音乐政工，但随了缘分，最终则以乐手的身份加入了晚会组。在那一周多的时间里，我编排器乐、联络各方，以演职人员的身份观察、参与了军晚的诸多进程。奏毕《红旗飘飘》的最后一个音符时，我的军晚的音乐之旅落幕了，但我早已不假思索地加入了沙发。我向来以成熟的独立音乐人为目标奋斗，但启航日改变了我，使我更想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，以一种对音乐的热爱与激情，把音乐带到人们的生活里。人们没有使命或义务体验好的音乐、好的现场，但人们值得感受且应当享有一场优秀的晚会。所以，我毅然决然地成为了音乐团；所以，我义无反顾地成为了越千山的音乐导演。
音乐组在越千山面临了特异性的压力，主要体现在晚会内容的极度不确定性、不稳定性和音乐导演向上话语权的收缩上。一方面，部分节目难以介入，评估音乐方面质量和现场收声效果都成为了奢望；另一方面，调台操作权限的近乎回收，让沙发上下产生了不被信任的失落，以及失落感背后的某种愤懑。我在矛盾的中心、情绪的中心，之所以能够像导演组夸赞的那样可靠、情绪稳定，是因为我不再把这一切看作是对音乐的痴狂与追求，而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文艺工作。我要做的，是为新生带来一场足够精彩的晚会。因此我可以足够刚强，也可以足够退让，但晚会必须成功，音乐上的表现必须精彩。我已这样的决心进行着工作，从而能够从容地看待所有的冲击和变化。
致谢是必要的，但因为我很懒惰，所以略去了一一感谢的文字，就让它们在记忆里灿烂罢。但除了感谢所有成员在晚会做出的工作之外，我需要特别感谢大家让我看到了一种希望，给予了我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——不论何时何地，不论多少艰难险阻，总有一群充满理想与激情的人，尝试改变世界。
从我决定接任音乐团起，便时常苦思沙发的断代和人才培养的问题，想要通过结构性的办法一劳永逸地完成梯度建设的任务。但越过千山，我不再这么看问题。一艘大船能够行稳致远，它需要有牢固的外壳、精密的系统，但它若要劈波斩浪，靠的定是一群心怀理想与激情、一往无前、无所畏惧的优秀的水手。这看似虚无缥缈的期许，却真切地出演于社会历史的一幕幕中。因此我有理由相信，这绝非偶然，而是属于人的必然。
「越千山」全体工作人与及参演人员合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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